第五十节 副参谋长联席会议（1 / 2）
第五十节 副参谋长联席会议
“三角洲”台北分遣队的使命还没开始，就在见习督察郑明威扣动ar15警用型半自动步枪板机的那一刻结束了。
倒毙在枪口下的是一名少校。
少校身上没有任何军衔标识，只有一本新加坡护照和台北公安总局系统中可查的战时滞留证明。突击行动副指挥、十一局特侦大队代理大队韦良能够第一时间确认他的身份，是因为十一局早就掌握了相关情报，包括他随前任韩国驻华国防武官参观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外军学员汇演时的模糊侧脸。
在十一局掌握的历史有关情报中，这名少校代号q，疑似隶属于a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三角洲”部队，具体履历不祥。为便于区别其它潜入台北的敌特组织，十一局将q少校此行带领的队伍，称为“q部队”。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给十一局的最新情报，“q部队”此行一共十七人，最初的任务是在“台北地下抵抗组织”的配合下，于某时某刻潜伏台北某地，狙击从花莲野战医院转运至台北总医院的“天使一号”。
综合各方线索及有关情况，十一局情报处认定所谓“地下抵抗组织”其实就是立足于战区指挥中枢内部、辐射前线野战部队的“月面兔”情报组织，而“天使一号”所指则是破解“月面兔”驻花莲情报员“米娜”身份的关键人物――原十一局局长、现任cb师师长吴品大校。
但是还没等a军动手，“米娜”就死了，狙击“天使一号”变得毫无意义，“q部队”就此隐藏下来，等待a军高层新的指示。
不论如何，这支潜伏在岛上第一人口大城的敌特武装始终是个隐患。十一局局长许光祖大校在报请战区分管情报的副参谋长王达明少将批准后，联合台北军管会“三反”办、战司二部、三部、四局等多方情报资源，逐步锁定q部队的准确位置，及时采取了行动。
q少校最终死于一名菜鸟警察枪下，他的死宣告了至今没来及展开真正行动的“三角洲”台北分遣队就此覆灭。对见习督察郑明威来说，围剿“q部队”将是他警察生涯中最惊心动魄，也是最辉煌的一刻。然而在突击行动副指挥韦良看来，行动未必太顺利了点。
顺利是好事，至少表明“有关部门”提供十一局的情报十分可靠。
当手持ar15半自动步枪的“蓝帽子”、肩挂mp5的“飞虎”与怀抱88式通用机枪的“刺鲨”欢腾庆祝的时候，韦良少校甚至没跟担任突击行动指挥官的“刺鲨”大队专职副大队长郑飞少校道别，就爬上堆了十七条尸体的卡车，亲自押运回局。
十七个人，十七条尸体，即便能俘获活口，韦良也不指望能问出什么。
“三角洲”和十一局行动的“蝎子”们一样都是军人，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军人只是国家机器上的零件，既无法左右国家机器的意志，也不可能接触太多核心秘密。这十七个死人，顶多知道枪口应该对着谁，不一定比韦良知道的更多。
回到局本部，韦良路过大队营区，看到几名无所事事的“老蝎子”正坐在巴掌大的天井下晒太阳。
根据军管委员会有关规定，台北市区内展开的一切“三反”行动应尽量避免使用军队，这不是换换制服的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讲，武警“刺鲨”与十一局“蝎子”并无战力高低之分，只有业务分工不同之别。业务分工不同，训练科目必然要有所侧重，如果说武警“刺鲨”是牧羊犬式的训练，那么十一局“蝎子”就是猎犬式的训练。牧羊犬要时刻盯着羊群，不让饿狼趁虚而入猎犬只有在主人扛起猎枪的时候才有机会表现，因此闲暇之余晒晒太阳是无可厚非的。
迎着那几名“老蝎子”有些慌乱的神情，韦良只是淡淡一笑，带走衣角上挥之不去的尸臭味。
推开门。
绝对不超过30平方米的局长办公室里，简单得只有一盘万年青，和只容得下几人端坐的桌椅。但昨天还枕着电话打盹的许光祖不知所踪，只见四名少将环坐在茶几前，齐齐的目光正刷刷向他投来。
这四位少将，韦良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但从看一眼简介起就习惯性刻在脑海里――七年“中南海保镖”不是白干的。
战区第一副参谋长（分管军令），童中耐少将。
战区第二副参谋长（分管情报）、总参二部专职副部长，王达明少将。
战区第三副参谋长、台北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武警机动部队台北指挥所主任（统领kd师、da师等）、武警台北总队司令员，柯亮武警少将。
战区第四副参谋长、海军台北基地司令员，罗辉海军少将。
第八战区的四个副参谋长，一个专职、三个分管，全在这里。
王达明同时还兼任“林指”（中央军委前敌工作领导小组）情报组组长，是战区司令部二部、三局、四局和十一局的工作汇报对象，很多时候直接就在十一局本部办公；柯亮是台北军管会分管“三反”工作的副主任，十一局在台北市内展开的大多数行动均受其指挥；童中耐作为协助参谋长伍用友中将主持司令部日常事务并直接分管军令的第一副参谋长，倒算是十一局的稀客，只有在重大战事发生、需要十一局提前部署时，才会出现在这里。
这三位都算靠谱，最让韦良想不明白的，是跟十一局八竿子打不着的海军台北基地司令员罗辉也在这里。
第八战区责任区内的海军单位，主要负责宝岛海峡的海运护航和台北周边海域的近岸防御，并在三军联合作战框架下为进出西太平洋的北海、东海舰队潜艇编队提供后勤支援，一般不承担机动作战任务，因此海军指挥人员在第八战区指挥机关中所占的比重不大，最高兼任职务仅仅是正军职的战区副参谋长，不像济南、南京、广州战区那样专门设置了分别由北海、东海、南海舰队司令员兼任的战区副司令员岗位。
罗辉海军少将是海军在第八战区指挥机关中兼任职务最高的，但并不是海军常驻台北将领中职务最高的，因为作为中央军委派出机构常驻台北的“林指”（中央军委前敌工作领导小组）里还有一名海军中将，是以海军副司令员的身份兼任“林指”副组长，与另一位副组长钟不悔空军中将一起同为林兰的“左右手”。
海军台北基地本身是以守备性质为主、兼有后勤支援职能的单位，基地司令员兼任战区副参谋长是出于联勤协调的需要，一般并不参于管理战区司令部的日常事务。战区司令部下设机构里有些参谋甚至不知道，第八战区有“第四副参谋长”。
正当韦良开始意识到这四对目光有共同的错愕感的时候，身后传来慌乱的脚步。
局办参谋林玲中尉风一阵跑来。
林玲编制在十一局办公室，但一直在副参谋长王达明跟前跑，很少在局里坐班。她原先是总参三部通信总台某功勋机组的机务长，保送军校深造后调入中央警卫团某通信部门，曾与韦良共事过一段时间。
“对不起，首长。”
林玲跑进来弯了弯腰，反手拿着门把，连带韦良不知所措的身体一起，退出门外。
“首长们都在里面开会呢，门没带好是我疏忽了。”林玲关好门，并带上安全把手，吐了吐舌头。
战司四个副参谋长跑到十一局局长办公室开会？韦良一阵纳闷。
“许局在哪？”韦良问。
“不知道。”局办参谋林玲也是茫然。“哦，有什么事的话先到朱副局长那汇报，从这数下去第八间就是，知道的吧？”
北市商业中心围剿行动是十一局除了“蝎子”大队以外所有部门都动起来的大事，可幕后督办的局长居然并不在岗，林玲说起来跟没事一样，而且让跟副局长汇报。韦良不免有些失落。
副局长朱茂的办公室跟“许办”隔了七个房间，左靠人事处资料室，右邻总务处卫生科。而行动处长蒋云的办公室直接就在“许办”隔壁，只不过刚刚转正的原副处长蒋云出勤未归，所以显得清冷许多，尽管如此，许光祖仍然禁止任何随意踏入“蒋办”（以前叫“常办”）半步。
办公室的位置往往体现办公室主人的地位。如此位置足以可见，朱茂在十一局里只是个打杂的头儿。
韦良数着数往下走，走在情报分析中心对面半掩着的门前时，停了下来。
门牌是“副局长办公室（2）”，门里晃着个勤务兵，正推着拖把，打扫空荡荡的地上的灰尘。这边韦良很少过来，因为十一局实行严格的“情报、行动分离”原则，特侦大队成员没事不会自己往情报分析员们的地盘跑。但韦良不用猜也能知道，正对情报分析中心的这间办公室原本是为常曙准备的。
解放军检察院的批捕令于一周前下达到总政“血鸟”和八政“何办”（第八战区政治部副部长兼保卫部长何丽少将办公室），并分发总参“红蜘蛛”、南司“飞龙”、八司“枪骑”和八司十一局“蝎子”等相关单位。批捕令分发只是工作程序，真正抓捕常曙的任务自然不能交给常曙亲自挑人组建的十一局“蝎子”大队，队里能看到这份批捕令、知道前任行动处长常曙叛逃事件的也只有韦良一人。
韦良记得，批捕令几乎是紧接着升任第二副局长的命令下达的。
“你在这干嘛？”
听到声音，韦良朝“副局长办公室（1）”方向望去。第一副局长朱茂上校站在过道上，推了推眼镜，看样子正要外出。
朱茂上校今年46岁，身为副师职干部，虽然离非作战部队师级岗位最高年龄（非作战类55岁、作战类50岁）还有9年，但已过了挤身将官行列的黄金期，战争结束后能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洛阳）、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南京）之类的总参直属院校混个正师职的系主任就算不错了。
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朱茂只是因为资格老而调入十一局，那就大错特错了。
朱茂原先在总参三部c局某处任正团职上校处长，负责东北亚方向研究，他与原总参三部直属七处某正师职大校处长、原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某副师职教授并称军方情报分析界“三驾马车”，同时还是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的外军防务研究顾问组成员。
有永远不可能被证实的小道消息说，朱茂之所以升迁缓慢，是因为在一次正常的跨部门研究交流时，和军事装备界某大嘴少将交流了对j国某项外军新研军备的看法，并正常引用部内相关资料，但交淡中兴致盎然、过于投入，没来得及向该少将注明引用资料的密级，致使该少将在参加电视台某国防栏目时不慎引用。虽然有关部门补救及时，未酿成严重后果，但作为资料最终来源的总参三部直属七处某正师职大校处长在向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刘清正中将汇报日常工作时，随口说了一句，“前线卖命换来的情报，才几天就让后方吹出去，吓得我某位部下差点跑进坦桑尼亚驻j使馆避难。”朱茂因此受到处分，错过了师级后备干部的选拨。
韦良在心中暗暗地叹了一口气，转身立正。
“正找您呢，朱副局长。”
“进来说。”
召呼着韦良过来，朱茂却显得有些不情愿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关上门，带上警报器，朱茂摘下眼镜，转了转只是有些散光的眼珠，倚靠在桌前。韦良从包里掏出存放现场取证照片的u盘，说道：
“今天的事儿很顺利。ptu轻五重五，片警死一个，郑飞那边伤三死二，平民没有伤亡，中立国记者全挡在外面”
“等会儿。”朱茂点了点太阳穴，像在清理思绪，“这事儿，许局没跟我交代啊。按原则、程序，你不能跟我汇报。”
韦良怔住了。
“等吧。许局出差了，是急差。”朱茂重新戴上眼镜。
“敌人的尸体刚拉进大队营区，都堆着呢。”
“那就先堆着。”
“”
“哪也不能送。”朱茂报以总参二十年的老成目光，“现在让总医院渗和进来，还不知道有多少眼线。石灰有吗？没有去至少三公里外，随便找家地方医院，用军管会防疫的名义先调一些。大队营区要封锁，打电话给总务处卫生队要个年轻点的，最好参军没多久、想多嘴也没处说那种，许进不许出。”
“要进入一级战备吗？”
“三角洲”台北分遣队的使命还没开始，就在见习督察郑明威扣动ar15警用型半自动步枪板机的那一刻结束了。
倒毙在枪口下的是一名少校。
少校身上没有任何军衔标识，只有一本新加坡护照和台北公安总局系统中可查的战时滞留证明。突击行动副指挥、十一局特侦大队代理大队韦良能够第一时间确认他的身份，是因为十一局早就掌握了相关情报，包括他随前任韩国驻华国防武官参观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外军学员汇演时的模糊侧脸。
在十一局掌握的历史有关情报中，这名少校代号q，疑似隶属于a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三角洲”部队，具体履历不祥。为便于区别其它潜入台北的敌特组织，十一局将q少校此行带领的队伍，称为“q部队”。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给十一局的最新情报，“q部队”此行一共十七人，最初的任务是在“台北地下抵抗组织”的配合下，于某时某刻潜伏台北某地，狙击从花莲野战医院转运至台北总医院的“天使一号”。
综合各方线索及有关情况，十一局情报处认定所谓“地下抵抗组织”其实就是立足于战区指挥中枢内部、辐射前线野战部队的“月面兔”情报组织，而“天使一号”所指则是破解“月面兔”驻花莲情报员“米娜”身份的关键人物――原十一局局长、现任cb师师长吴品大校。
但是还没等a军动手，“米娜”就死了，狙击“天使一号”变得毫无意义，“q部队”就此隐藏下来，等待a军高层新的指示。
不论如何，这支潜伏在岛上第一人口大城的敌特武装始终是个隐患。十一局局长许光祖大校在报请战区分管情报的副参谋长王达明少将批准后，联合台北军管会“三反”办、战司二部、三部、四局等多方情报资源，逐步锁定q部队的准确位置，及时采取了行动。
q少校最终死于一名菜鸟警察枪下，他的死宣告了至今没来及展开真正行动的“三角洲”台北分遣队就此覆灭。对见习督察郑明威来说，围剿“q部队”将是他警察生涯中最惊心动魄，也是最辉煌的一刻。然而在突击行动副指挥韦良看来，行动未必太顺利了点。
顺利是好事，至少表明“有关部门”提供十一局的情报十分可靠。
当手持ar15半自动步枪的“蓝帽子”、肩挂mp5的“飞虎”与怀抱88式通用机枪的“刺鲨”欢腾庆祝的时候，韦良少校甚至没跟担任突击行动指挥官的“刺鲨”大队专职副大队长郑飞少校道别，就爬上堆了十七条尸体的卡车，亲自押运回局。
十七个人，十七条尸体，即便能俘获活口，韦良也不指望能问出什么。
“三角洲”和十一局行动的“蝎子”们一样都是军人，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军人只是国家机器上的零件，既无法左右国家机器的意志，也不可能接触太多核心秘密。这十七个死人，顶多知道枪口应该对着谁，不一定比韦良知道的更多。
回到局本部，韦良路过大队营区，看到几名无所事事的“老蝎子”正坐在巴掌大的天井下晒太阳。
根据军管委员会有关规定，台北市区内展开的一切“三反”行动应尽量避免使用军队，这不是换换制服的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讲，武警“刺鲨”与十一局“蝎子”并无战力高低之分，只有业务分工不同之别。业务分工不同，训练科目必然要有所侧重，如果说武警“刺鲨”是牧羊犬式的训练，那么十一局“蝎子”就是猎犬式的训练。牧羊犬要时刻盯着羊群，不让饿狼趁虚而入猎犬只有在主人扛起猎枪的时候才有机会表现，因此闲暇之余晒晒太阳是无可厚非的。
迎着那几名“老蝎子”有些慌乱的神情，韦良只是淡淡一笑，带走衣角上挥之不去的尸臭味。
推开门。
绝对不超过30平方米的局长办公室里，简单得只有一盘万年青，和只容得下几人端坐的桌椅。但昨天还枕着电话打盹的许光祖不知所踪，只见四名少将环坐在茶几前，齐齐的目光正刷刷向他投来。
这四位少将，韦良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但从看一眼简介起就习惯性刻在脑海里――七年“中南海保镖”不是白干的。
战区第一副参谋长（分管军令），童中耐少将。
战区第二副参谋长（分管情报）、总参二部专职副部长，王达明少将。
战区第三副参谋长、台北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武警机动部队台北指挥所主任（统领kd师、da师等）、武警台北总队司令员，柯亮武警少将。
战区第四副参谋长、海军台北基地司令员，罗辉海军少将。
第八战区的四个副参谋长，一个专职、三个分管，全在这里。
王达明同时还兼任“林指”（中央军委前敌工作领导小组）情报组组长，是战区司令部二部、三局、四局和十一局的工作汇报对象，很多时候直接就在十一局本部办公；柯亮是台北军管会分管“三反”工作的副主任，十一局在台北市内展开的大多数行动均受其指挥；童中耐作为协助参谋长伍用友中将主持司令部日常事务并直接分管军令的第一副参谋长，倒算是十一局的稀客，只有在重大战事发生、需要十一局提前部署时，才会出现在这里。
这三位都算靠谱，最让韦良想不明白的，是跟十一局八竿子打不着的海军台北基地司令员罗辉也在这里。
第八战区责任区内的海军单位，主要负责宝岛海峡的海运护航和台北周边海域的近岸防御，并在三军联合作战框架下为进出西太平洋的北海、东海舰队潜艇编队提供后勤支援，一般不承担机动作战任务，因此海军指挥人员在第八战区指挥机关中所占的比重不大，最高兼任职务仅仅是正军职的战区副参谋长，不像济南、南京、广州战区那样专门设置了分别由北海、东海、南海舰队司令员兼任的战区副司令员岗位。
罗辉海军少将是海军在第八战区指挥机关中兼任职务最高的，但并不是海军常驻台北将领中职务最高的，因为作为中央军委派出机构常驻台北的“林指”（中央军委前敌工作领导小组）里还有一名海军中将，是以海军副司令员的身份兼任“林指”副组长，与另一位副组长钟不悔空军中将一起同为林兰的“左右手”。
海军台北基地本身是以守备性质为主、兼有后勤支援职能的单位，基地司令员兼任战区副参谋长是出于联勤协调的需要，一般并不参于管理战区司令部的日常事务。战区司令部下设机构里有些参谋甚至不知道，第八战区有“第四副参谋长”。
正当韦良开始意识到这四对目光有共同的错愕感的时候，身后传来慌乱的脚步。
局办参谋林玲中尉风一阵跑来。
林玲编制在十一局办公室，但一直在副参谋长王达明跟前跑，很少在局里坐班。她原先是总参三部通信总台某功勋机组的机务长，保送军校深造后调入中央警卫团某通信部门，曾与韦良共事过一段时间。
“对不起，首长。”
林玲跑进来弯了弯腰，反手拿着门把，连带韦良不知所措的身体一起，退出门外。
“首长们都在里面开会呢，门没带好是我疏忽了。”林玲关好门，并带上安全把手，吐了吐舌头。
战司四个副参谋长跑到十一局局长办公室开会？韦良一阵纳闷。
“许局在哪？”韦良问。
“不知道。”局办参谋林玲也是茫然。“哦，有什么事的话先到朱副局长那汇报，从这数下去第八间就是，知道的吧？”
北市商业中心围剿行动是十一局除了“蝎子”大队以外所有部门都动起来的大事，可幕后督办的局长居然并不在岗，林玲说起来跟没事一样，而且让跟副局长汇报。韦良不免有些失落。
副局长朱茂的办公室跟“许办”隔了七个房间，左靠人事处资料室，右邻总务处卫生科。而行动处长蒋云的办公室直接就在“许办”隔壁，只不过刚刚转正的原副处长蒋云出勤未归，所以显得清冷许多，尽管如此，许光祖仍然禁止任何随意踏入“蒋办”（以前叫“常办”）半步。
办公室的位置往往体现办公室主人的地位。如此位置足以可见，朱茂在十一局里只是个打杂的头儿。
韦良数着数往下走，走在情报分析中心对面半掩着的门前时，停了下来。
门牌是“副局长办公室（2）”，门里晃着个勤务兵，正推着拖把，打扫空荡荡的地上的灰尘。这边韦良很少过来，因为十一局实行严格的“情报、行动分离”原则，特侦大队成员没事不会自己往情报分析员们的地盘跑。但韦良不用猜也能知道，正对情报分析中心的这间办公室原本是为常曙准备的。
解放军检察院的批捕令于一周前下达到总政“血鸟”和八政“何办”（第八战区政治部副部长兼保卫部长何丽少将办公室），并分发总参“红蜘蛛”、南司“飞龙”、八司“枪骑”和八司十一局“蝎子”等相关单位。批捕令分发只是工作程序，真正抓捕常曙的任务自然不能交给常曙亲自挑人组建的十一局“蝎子”大队，队里能看到这份批捕令、知道前任行动处长常曙叛逃事件的也只有韦良一人。
韦良记得，批捕令几乎是紧接着升任第二副局长的命令下达的。
“你在这干嘛？”
听到声音，韦良朝“副局长办公室（1）”方向望去。第一副局长朱茂上校站在过道上，推了推眼镜，看样子正要外出。
朱茂上校今年46岁，身为副师职干部，虽然离非作战部队师级岗位最高年龄（非作战类55岁、作战类50岁）还有9年，但已过了挤身将官行列的黄金期，战争结束后能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洛阳）、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南京）之类的总参直属院校混个正师职的系主任就算不错了。
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朱茂只是因为资格老而调入十一局，那就大错特错了。
朱茂原先在总参三部c局某处任正团职上校处长，负责东北亚方向研究，他与原总参三部直属七处某正师职大校处长、原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某副师职教授并称军方情报分析界“三驾马车”，同时还是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的外军防务研究顾问组成员。
有永远不可能被证实的小道消息说，朱茂之所以升迁缓慢，是因为在一次正常的跨部门研究交流时，和军事装备界某大嘴少将交流了对j国某项外军新研军备的看法，并正常引用部内相关资料，但交淡中兴致盎然、过于投入，没来得及向该少将注明引用资料的密级，致使该少将在参加电视台某国防栏目时不慎引用。虽然有关部门补救及时，未酿成严重后果，但作为资料最终来源的总参三部直属七处某正师职大校处长在向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刘清正中将汇报日常工作时，随口说了一句，“前线卖命换来的情报，才几天就让后方吹出去，吓得我某位部下差点跑进坦桑尼亚驻j使馆避难。”朱茂因此受到处分，错过了师级后备干部的选拨。
韦良在心中暗暗地叹了一口气，转身立正。
“正找您呢，朱副局长。”
“进来说。”
召呼着韦良过来，朱茂却显得有些不情愿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关上门，带上警报器，朱茂摘下眼镜，转了转只是有些散光的眼珠，倚靠在桌前。韦良从包里掏出存放现场取证照片的u盘，说道：
“今天的事儿很顺利。ptu轻五重五，片警死一个，郑飞那边伤三死二，平民没有伤亡，中立国记者全挡在外面”
“等会儿。”朱茂点了点太阳穴，像在清理思绪，“这事儿，许局没跟我交代啊。按原则、程序，你不能跟我汇报。”
韦良怔住了。
“等吧。许局出差了，是急差。”朱茂重新戴上眼镜。
“敌人的尸体刚拉进大队营区，都堆着呢。”
“那就先堆着。”
“”
“哪也不能送。”朱茂报以总参二十年的老成目光，“现在让总医院渗和进来，还不知道有多少眼线。石灰有吗？没有去至少三公里外，随便找家地方医院，用军管会防疫的名义先调一些。大队营区要封锁，打电话给总务处卫生队要个年轻点的，最好参军没多久、想多嘴也没处说那种，许进不许出。”
“要进入一级战备吗？”